2017年夏，天府之国以一种别样高调的方式走向了镁光灯前。
7月2日，成都国家中心城市产业发展大会召开，提出建设66个重点产业功能区。其后，又接连召开7场新闻发布会，陆续推出了促进产业能级提升和人才优先发展的诸多利好措施，即“产业新政50条”和“人才新政12条”。
这一系列密集频繁的举动，向世人展示了一个西部国家中心城市的雄心。其操盘手与建设者，正将新的发展理念转变为城市施工图，试图构建现代产业体系，进而为城市经济找寻新的增长空间，同时优化存量空间。
事实上，成都在城市竞争力体系构筑上的不遗余力，并不让人感到陌生，早在多年前就备受关注。彼时，尚处在工业化向信息化转变时期的成都，已普遍被外界认为，是中西部地区最具潜力之城。
2017年7月，成都召开国家中心城市产业发展大会，并发布《成都市产业发展白皮书》。
这种跃迁式的发展轨迹和战略雄心似曾相识。
在中国南部沿海，一个普通的边陲小镇，曾在短短几十年间声名鹊起，迅速成为与“北上广”齐名的内地四大一线城市。现在，以创新、梦想、活力著称的深圳，已成为中国城市发展进程中具有标杆性意义的符号。
如今，从产业新政到人才新政，成都奏响了蝶变的序曲，正在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，织就拥抱世界的纽带。与此同时，国内诸多二线城市也在百舸争流，中国新一轮的城市竞争已渐露峥嵘。
那么，一个西部内陆城市能够对标的未来，可以有多少想象空间？成都是否会成为下一个深圳？
不同时代的相似机遇
虽然处在不同的时代，两座城市却有相似的背景。
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个窗口，深圳的快速发展，受益于中央打开开放之门带来的政策红利，以及借势同期的全球制造业转移浪潮。
在国内，1978年的中国，百废待兴。彼时的深圳，仅有3万多人口、两三条小街道。其后短短几十年，这个边陲小镇的地区生产总值从当年的1.9亿飙升到2016年末的1.9万亿，年均增长率超过20%。
国际上，上世纪80年代，欧美跨国公司迅速发展，加工业和制造业受市场力量的驱动，迅速向要素洼地聚集，中国凭借低廉的土地成本和劳动力价格，以及宽松的贸易和投资政策，让外部资本、技术、管理等稀缺要素快速向国内倾斜，深圳作为试点性城市，率先享受到开放的红利。
《成都天府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规划纲要》提出，要积极融入“一带一路”建设。
历史地来看，现在的成都和当年的深圳，面临着相似的历史机遇。如果说，当年深圳所代表的开放是面向大海的话，新的时代背景下，成都所代表的，是面向西部大陆的新一轮开放，背后更体现出以“一带一路”为代表的国家战略烙印。
在经历了近40年高速发展后，我们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。
国际上，实现了数轮财富积累的中国，在扩大内需的同时，亦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成本洼地，试图构建在全球产业链条上的新竞争力。
恰逢其时，“丝绸之路经济带”和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”被最高层提出，肩负着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，开始承载中国新一轮的对外开放战略，这亦被看作是成都未来发展的最大底牌。
对内，成都打造高铁枢纽城市，构建“148”高铁交通圈。
让我们先从下面这两组数据，来管窥中国东西这两座城市，在借势国家战略上的一脉相承。
2016年，深圳市进出口总额达到2.6万亿元，其中，外贸出口总额连续24年居国内大中城市首位。同期，深圳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397.93万标箱，连续四年保持全球集装箱港口第三位，仅次于上海港和新加坡港。
而位于青白江的成都国际铁路港，连接着欧洲和泛亚，正在逐步形成世界级物流枢纽中转站。自成都向西，2016全年，蓉欧快铁共开行往返班列460列，数量居全国首位，约占全国中欧班列开行总数的三分之一。自成都向东，2017年8月，国家启动“东西大动脉”沿江高铁规划，成都最快3小时到达武汉，7小时直达上海。
对外，2017年成都市国际班列已往返开行600余列，进出口货值超过28亿美元。
历史上的“蜀道难”主要是行路难，随着现代交通发展，水路变铁路，海港换陆港。越来越多的蓉欧快铁，一头连着欧洲大陆，一头连着上海、厦门等城市，正在成为中欧贸易的重要国际物流通道。
在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看来，不仅是欧洲与东部城市，未来，成都将有更大的可能性面向南亚建设“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”，建设中国-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陆上通道。
不同的时代背景，相似的历史机遇。今天的深圳，已是全球的深圳。今天的成都，未来将成为全球的成都。
打造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第四极
一个城市的发展，与其周围的城市紧密相连，在同一个都市圈内荣辱与共。新的时代背景下，成都和深圳所处的城市群，都被赋予了国家区域战略的内核，以承载优化区域经济格局的重任。
在中国经济地理的版图之上，珠三角是最繁荣富饶的地区之一，与长三角、京津冀并称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三大增长极。“双子星”深圳和广州相得益彰，双双跻身中国内地四大一线城市。
国家发改委、住建部也曾联合印发《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》，将成都定位为西部经济中心，承担接受产业转移、培育壮大产业集群、提高要素聚集的功能，从顶层设计上为区域发展的未来指明了方向。
2016年4月27日，国家发改委、住建部联合印发《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》。
时间走到2017年4月，偶遇似乎从来不是历史的巧合。
另一边，广东、香港、澳门三地行政长官与国家发改委负责人共同签署了框架协议，粤港澳大湾区与北方雄安新区遥相呼应，成为备受瞩目的两大明珠。
这一边，在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的报告中，对先前的《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》进行了优化升级，阐述了“五中心一枢纽”的新内涵，有料儿，更有新意。
具体地来说，是要增强成都作为西部经济中心、科技中心、文创中心、对外交往中心、金融中心和综合交通通信枢纽的功能。其中，“西部金融中心”及“通信”二字为新加，作为促进东西部地区协同互动发展，和辐射带动西南地区的重要引擎，成都正展现出越来越强大的底气。
成渝城市群与粤港澳大湾区（不包括港澳数据）对比图
考虑到政策和体制因素，不计算粤港澳大湾区中的香港和澳门，仅以位居内地的城市为例，成都和深圳所代表的这两大城市群的经济结构，可以进一步说明两座城市的价值与殊同。
从人口数量上来看。2016年，粤港澳大湾区常住人口在6481万以上，成渝城市群常住人口则为9094万人，成渝城市群在体量上占据不小优势。如今的三驾马车，在以投资为主向以消费拉动的动能转变过程中，庞大的人口数量、强劲的消费需求、辽阔的经济腹地，是引领成都未来发展强有力武器。
从经济规模上来看。2016年，粤港澳大湾区面积18.1万平方公里，GDP总量为7.31万亿，而成渝城市群面积18.5万平方公里，GDP总量为4.76万亿。也就是说，在相近的区域面积之上，前者创造了更多的财富，成渝城市群还有极大可以追赶的空间。
从城市体系来看。成渝城市群城市密度达到每万平方公里1.76座，是西部密度最高的城镇密集区。与粤港澳大湾区一样，在中心城市上，两地均是双核支撑的“双子星”式结构。
在深圳所处的粤港澳大湾区中，广州是中国最大的商贸中心，而深圳则主导科技创新，周边卫星城分工明确、协同发展、优势互补，双核支撑的优势渐显。
早在2012年，国家发改委就批复了川渝合作示范区（广安片区）建设总体方案。这一方案的落地，为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提供了蓝本，让成都和重庆两个西部“巨人”看到了另一种合作模式。
事实上，我国诸多省份和地区，亦存在着“双子星”式的城市分布格局。无论是北京与天津、沈阳与大连、济南与青岛、福州与厦门、广州与深圳，它们都和成都与重庆之间一样，彼此既是旗鼓相当的对手，更是血脉相连的兄弟。在这种微妙的竞合关系下，共同拱卫着中国经济月明星灿的天空。
我国菱形分布的均衡化经济地理格局初步呈现。
如今，成渝合力构筑“西部之心”的战略正在成为现实，我国菱形分布的均衡化经济地理格局，已经初步呈现。未来，成都将进一步发挥科技、人才和产业优势，与周边绵阳、德阳等地产生更深层次的互动，共同推动西南地区城市群的发展。
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教授对凤凰财经表示，成渝城市群最有条件成为中国的第四大人口和经济聚集区。因其人口基数多、市场规模大、生态环境好，属于相对独立的市场。更因地处西部，其发展无疑有利于优化我国的区域空间结构。
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第四极，呼之欲出。同样以创新支撑的深圳与成都，能否殊途同归？
重塑产业经济地理
在时代背景和区域格局上，成都与深圳有诸多相似之处，进一步从两个城市的各项经济数据上来对比，以探究更多可能。
GDP历来是衡量一个地区总体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。
截至2016年末，深圳GDP突破1.9万亿，居第4位，增速9%，照此趋势来看，深圳在2017年末突破2万亿，同时超越现排名第3的广州，几成必然。相比较来看，成都GDP则突破1.2万亿，居第8位，增速7.7%。在体量上，成都约是深圳的60%，在增速上，略低于深圳，且未来这种差距还可能进一步扩大。
成都与深圳2016年数据对比图，统计来源于公开资料。
透视成都与深圳的产业结构。
深圳方面，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已不到0.1%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例为39.5:60.5。成都方面，三次产业结构为3.9:43.0:53.1。深圳的四大支柱产业为金融业、现代物流、文化创意和高新技术，而成都的五大支柱产业为电子信息、汽车制造、食品饮料、装备制造、生物医药。
可以看出，深圳在产业链的分工处在更上游的位置。一方面，成都二产占比未超过50%的“分水岭”，工业化进程没有结束，还需充分孕育，尚有不小的追赶空间。
另一方面，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脊梁，具有“一业兴、百业兴”的乘数效应。以互联网、物联网、智能制造技术为依托，成都的传统制造业具有更大技术革新空间，提升产业竞争力，未必一定要走传统“退二进三”的老路。
2016年9月，第22届世界航线发展大会“花落”成都。
此外，交通区位首位度的对比也有可品之处。
2016年，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货运吞吐量112.57万吨，同比增速11%，旅客吞吐量4200万人次。同期，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运吞吐量为61.15万吨，同比增速9.7%，旅客吞吐量4600万人次，居西南地区首位，在两项指标上均大幅领先重庆江北、昆明长水和贵阳龙洞堡三大机场。
在货运方面，成都约为深圳的一半，深圳在航空港经济仍然保持巨大的领先优势。在客运方面，深圳略逊于成都，天府之国独特的文化和旅游资源贡献了极大的流量。
从固定资产投资额来看。
2017年上半年，深圳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71亿元，增长30.6%。成都完成4804亿元，比上年增长14.8%，是深圳的2倍有余。同时，深圳人口密度约5700人每平方公里，居全国第一。而成都在这项数据上，仅为深圳的五分之一。
《成都市产业发展白皮书》布局66个产业功能区分布图
由此不难看出，在深圳可供开发利用的土地空间已逼仄极限的背景下，成都尚处在优化城镇功能体系和空间布局形态的进程中，并为此作出一系列重塑产业经济地理的努力。
通过构建“双核联动、多中心支撑”网络化功能体系，坚持“东进、南拓、西控、北改、中优”的城市发展格局，以减轻中心城区环境压力，为城市长远发展拓展产业承载空间，进而建立持续发展的新引擎。一个拥有大量增量空间的“大成都”，也为这座城市提供了更大的想象空间。
消费升级，将成为成都在新一轮城市竞争中的利器。
2017年上半年，深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774亿元，成都为3119亿元，两座城市均显示出了较高的商业活力，成都更是后劲十足。
2017年9月，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（UNWTO）第22届全体大会在成都举行。
这是多年来成都精心培育消费市场结出的硕果。
对外，作为中国最著名的旅游城市之一，也是旅游大省四川的游客集散中心，成都2016全年接待游客突破2亿人次，旅游总收入达2500亿元，增幅高达22.6%。
对内，在居民可支配收入每年以超过GDP增速稳健增长的基础上，成都乐观豁达、享受生活的城市氛围，使得上千万人口本身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区域优质消费市场。
再从经济外向度来看。
截至2017年3月，累计在深圳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达到275家，上市公司逾350家。而各国驻蓉领事机构达到16家，在蓉世界500强企业已增至278家，企业数量、投资额和行业面均居中西部城市之首，双方可谓旗鼓相当。
世界500强企业的“青睐”佐证了这两座城市对外资的吸引力。事实上，2016年深圳利用外资实际到位67.32美元，成都则为86.2亿美元，更胜一筹。
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叶裕民教授认为，成都当前所处的时空方位可以总结为“全球百优、中国十强、西部领先”，应树立建成世界城市的雄心，未来积极建设更具全球影响力的国家中心城市。
赢得年轻人的城市将赢得未来
一个城市和产业的发展，总是因人而兴。
2016年，深圳常住人口1190万人，其常住人口平均年龄仅为32.5岁，非户籍人口806.32万人，占比重高达67.7%，是名副其实的“青年之城”和“移民之城”。相比之下，成都2016年常住人口1590万人，非户籍人口193万人，占比重12.1%。
一般认为，非户籍人口比重越高的城市，流动人口越多，经济更具活力，对人才的吸引力也越强。众多外来汉在深圳这片土地上贡献青春智慧，展示了这个城市的开放包容。
可视化数据对比图
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，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资本、劳动数量的增加更为重要。在美国1929年至1957年的国民经济增长额中，33%是由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做出的贡献。在经济新常态下，庞大的高等教育人口，是扭转颓势的一股关键力量。
2016年，成都拥有普通高等院校56所，在校大学生79.16万人。深圳有普通高等院校13所，在校大学生11.23万人。在密度上，两地每万人中在校大学生数分别为498人和94人，成都5倍于深圳。同期，全国方面的指标是，每万人中在校大学生数超过200人。
无论是高校数量、在校大学生规模，还是吸引应届毕业生就业数量。在人口比较上并不占优势的成都，出乎意料地在这些代表未来的教育资源上扳回了一城。
在接受凤凰财经采访时，成都市社科联主席、四川区域经济与重大生产力布局智库CEO兼首席专家杨继瑞教授表示，说千道万，各种竞争的本质是人才的较量，而优秀人才的厚积薄发和脱颖而出，在于青年。青年不仅仅是一座城市的现在，更是一座具有勃勃生机的国家中心城市的美好未来。
成都“最强”人才新政：45岁及以下、本科学历及以上可选任一区域落户。
今年以来，城市人才“争夺战”出人意料地打响。各大城市纷纷张开怀抱，放宽落户条件，向人才张开怀抱。
相比较而言，成都的力度可谓空前：明确提出45岁以下，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才，可在成都任意地方落户，并未对大学毕业期限、社保缴纳情况等作出要求。
此外，成都提出，在未来5年，将建设人才公寓和产业新城（工业园区）配套住房，约35万套，租住期满5年后，可按入住时的市场价购买。
一边实施宽松的落户新政，一边大力推动安居工程，成都正不断出台细化政策，在“抢人”战略上不遗余力。不唯地域、不求所有、不拘一格，“蓉漂”由此成为时代风尚，被赋予新的内涵：即扎根国家中心城市，先安居，后乐业。
一个赢得年轻人的城市，终将赢在不远的未来。
自15年春晚台上一首美轮美奂的《蜀绣》全息投影，到17年传唱大江南北的赵雷《成都》小调，天府之国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和良好的经济发展前景，展现出对高端要素的强大吸引，正对企业、资本、技术、人才表现出越来越强的磁力效应，这种源源不断的汇聚和导入，正是支撑一个城市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。
重新看待中国城市竞争
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曾在《中国的经济制度》一书中提出：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因素。
地区之间的竞争不可回避，但更多的，会激发区域之间发展的意愿，实现“一加一大于二”的效果。从深圳与成都隔空对比的疏同，不难看出，中国城市竞争力的构建正在迈入新的阶段：即从经济规模转向产业发展质量和人才结构的竞争。
资料图（摄影/蒋坤鹏）
成都和深圳拥有众多相似之处：站在对外开放的风口，在不同时代背景下，都得到了历史的青睐，又都正在以各自的区域战略来承载国家的再开放。
不可否认，成都的产业链条不如深圳完善，后者在产业结构上亦更为前沿和完整，双方的发展尚存在不小的差距。
但我们同时也能看到，成都在优化城市空间格局、重塑产业经济地理、筑巢引凤吸引人才等方面，正做出持续不断、富于创新、卓有成效的努力。
近年来，成都先后举办了《财富》全球论坛、第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、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等世界级会议，正彰显越来越强的全球影响力。
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陈玉宇教授对凤凰财经坦言，作为后起之秀，成都向深圳的学习不能教条主义、照猫画虎。应在三个方面以深圳为师：其一，是要学习深圳以市场为导向的体制；其二，是要学习深圳开放包容的城市精神；其三，是要学习深圳高度发展的资本市场。
培根曾说：黄金时代在我们面前，而不是身后。
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，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，一座城市能否站上世界城市体系的“塔尖”，主政者战略意志的助推作用明显。
责任在肩，时不我待。在引述过那句来自16世纪英国的箴言之后，成都向世界昭示了今后5年的总体目标：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。
我们看到，这个古蜀文明的发祥地，这个2300多年来“城名未改、城址未变、中心未移”的历史名城，正在进行一场美丽的蝶变，甚至跑在了全国绝大多数城市之前。
成都2016年GDP稳居副省级城市第3位。
图为成都国际金融中心太古里。（摄影/蒋坤鹏）
经济结构的良性发展、产业生态的集群集聚、文化底蕴的沉淀、高素质人群的培养，都非一朝一夕之功，城市发展应当是一场马拉松式的长跑，而非唯GDP论的短期冲刺。在中国城市GDP排行榜上已跻身前8的成都，正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质量和效率。
深圳是不可复制的，或者说，任何一座城市的足迹都难以通过简单的复制完成第二次成功。成都有所长，也正补其短，在新的区域竞争和国际产业竞争力浪潮中，正在织就一幅新的图画。